(' 弟聪明、智慧，处事允当，并且刚断有谋，你是比不了的（非子所及也）。” 建安六年（201年），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“曹统区”，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，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（上计掾），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，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。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，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，于是派人召见他，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。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，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，前途自然不可限量，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，但却被司马科长拒绝了。 这件事还是记录在《晋书》里，据称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，自己不肯屈事曹操（帝知汉运方微，不欲屈节曹氏）。这个理由很含糊，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，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，因而心中不平。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，即便如荀、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，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？ 在成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《三国志》以及裴松之註里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。《三国志荀传》里，列举了荀向曹操推荐的人才名单，其中就有司马懿的名字，说明司马懿是经过荀推荐出仕的。 但《晋书》坚持司马懿“拒曹”这个情节，为了让大家相信，它还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：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。曹操有点怀疑，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，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，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于是就信以为真，不再强迫他应征了。 讲完这个故事，《晋书》还怕有人不相信，于是又讲了一个：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，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，突然来了暴雨，司马懿一着急，忘了自己在装病人，起身跑过去收书，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。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，她很厉害，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，并且“亲自执爨”。“爨”的意思是烧火做饭，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，家里没人做饭，张春华亲自做饭。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？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，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，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？仔细看看，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。 “爨”的意思还有烧和煮，张春华把人杀了，怎么藏尸灭迹呢？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，她亲自烧火。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，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。她也是河内郡人，父亲是个县令，母亲姓山，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山涛的姑奶。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俩，她伴随司马懿一生，帮了司马懿不少忙，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，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。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，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，张春华于是使出杀手锏：绝食。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，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一块绝食，司马懿害怕了，赶紧赔礼道歉。司马懿对人说：“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，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（老物不足惜，虑困我好儿耳）！”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，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，不惜装病杀人，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。如果以后汉室覆兴了，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，这些无疑会成为他的光辉业绩。 可惜，这些故事漏洞百出，经不起推敲。 一个二十二岁的郡政府上计吏的随员，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，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？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又来自于哪里呢？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。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、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，且事业一帆风顺，他却特立独行，非要耍点酷，让人有些不解。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，他还是出来做事了。据《晋书》说，曹操当了丞相后，征他到丞相府来当文教处处长（文学掾）。这一次曹操不客气了，命令说：“再要得瑟，就抓起来（若覆盘桓，便收之）！”司马懿害怕了，乖乖出来就职。 这个故事也仅见于《晋书》，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圆场的。但这样一来更加说不过去了，当初不出来，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，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？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？ 司马懿到了曹操身边后，工作干得挺出色，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，工作也努力，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，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。 司马懿被人称为“太子四友”之一，这再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，他不是死读书、认死理的人，不会只拉车不看路，先前关于汉室衰微、不肯屈事曹氏的话都是假的。 假设《晋书》里的记载是真实的，那就是司马懿在做秀，通过“拒曹”抬高身价，增加知名度，目的是更好地“事曹”，他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。 但更为可能的是，《晋书》里关于司马懿“拒曹”以及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更加真实而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，目的是塑造司马懿“反曹”的形象，以解释最后取代了曹魏的晋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。 【五、可怕的分歧】 建安七年（202年）袁绍去世，他所担任的大将军一职，理论上也空了出来。袁尚虽然以袁绍的接班人自居，但许县朝廷不可能给这个年轻人发来大将军的任命。 次于大将军的军职是车骑将军，之前献帝任命他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该职，董承上任没有几个月，就被发现策划了谋反事件，董承被杀，车骑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。 在文官方面，曹操担任司空，并明确司空为三公之首。现任的三公还有司徒赵温，而太尉一职，曾给过袁绍，袁绍改任大将军后按理不会再担任这一职务，但这一职务也没再任命给其他人。曹操曾有意让荀担任三公，指的可能就是太尉，但被荀坚决拒绝了。 所以，到曹操担任冀州牧时，在职务上能与他同列的只有赵温一个人。曹操应该还有一个头衔，这是他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：录尚书事。这是一个加官，即兼职，以前说过这个职务很重要，类似于“主持朝廷日常工作”，官职大到三公乃至大将军，如果没有这个加官，权力也大打折扣。 献帝刘协在他位于许县的宫殿里，开始还能看到赵温、荀、孔融、赵歧、杨彪、张俭、陈纪、桓典等人，后来赵歧、陈纪、张俭、桓典等先后去世，对于朝廷里空出来的这些职位，曹操并没有及时补充的打算，所以许县朝廷班子越来越小。 曹操对司空府的建设非常重视，机构逐渐庞大，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、民政、司法、人事等，还设置了军师、军师祭酒、参司空军事、军谋掾等军职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。此时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，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具备了军政合一的职能，成为事实上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。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，除荀等极少数人外，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。 建安九年（204年），曹操攻占邺县，兼任冀州牧。这时，有人建议他恢覆古代的九州制（有说操宜覆置九州者），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，冀州的面积最大，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，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，更容易为天下信服（所统既广，则天下易服）。 对于这个建议，曹操有点动心。占领冀州后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，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，将会有许多不便，不管怎么样，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，自己作为三公之一，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，比如按时上朝、有事上报、天子随招随到等等，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。 一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，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情景，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。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“分开过”了，但那样一来，必须给自己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。而且，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，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，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提出恢覆古代九州制的时候，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。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，曹操担任冀州牧，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。 九州是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，这其实是它的虚指；它还有一个实指，指的是九个州，即九大行政区。但是，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，一直存在不同的版本。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《周礼》，但它说得比较含糊，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：东南叫扬州，正南叫荆州，河（指黄河）南叫豫州，正东叫青州，河东叫兖州，正西叫雍州，东北叫幽州，河内叫冀州，正北叫并州。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，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。 ', '')(' 《吕氏春秋》认为：河、汉之间为豫州，是周天子；两河之间为冀州，是晋国；河、济之间为兖州，是卫国；东方为青州，是齐国；泗上为徐州，是鲁国；东南为扬州，是越国；南方为荆州，是楚国；西方为雍州，是秦国；北方为幽州，是燕国。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，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，不是行政区划。 最通行的“九州说”出自《尚书》里的《禹贡篇》，九州的名字是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它是用山川河流为界限划出的地理分野，也不是行政区划。 以“州”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，但已经不是九个州，而有十来个州，陆续增加了幽州、并州、益州、交州等新的州。目前，天下共有十三个州，“梁州”的名字改为“凉州”，未设雍州，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，管辖两京地区，被视为一个州。 也就是说，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，现在要恢覆它，依据是什么呢？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，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。毕竟，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，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，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“曹统区”，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。 果然，身在许县的荀听说后，立即写信给曹操，表达不同意见：“现在如果依古制，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、冯翊郡、扶风郡、西河以及幽州、并州的全部，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，让他们归属冀州，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。如果因此引起叛乱，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（若一旦生变，天下未可图也）。” 荀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，修覆旧都洛阳，之后南下荆州，讨伐刘表、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（责王贡之不入），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，从而人人自安。等到天下大定之后，再来议古制。 荀的这番表态，让曹操吃了一惊。 其实，曹操坚持恢覆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，其背后还有玄机，可惜荀没有看到。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，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，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。恢覆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，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，借恢覆九州制进而恢覆已经废除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。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，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，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主不断改造，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。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，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，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，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臺等内朝官分权，有时竟形同虚设。 在曹操看来，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，比如封爵制度，以前是五等爵制，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，称“非刘氏不得封王”，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，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，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，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。 曹操想恢覆九州制，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，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覆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，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，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。 但是，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，便遭到了荀干脆利索的反对。 而且，继荀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（少府）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九州制是古制，王畿制也是古制，恢覆九州制，王畿制要不要也恢覆？ 所谓王畿制出自《周礼》：“方千里曰国畿，其外五百里侯畿。”意思是：以首都为中心，方圆千里以内的是“王畿”，方圆五百里之内的是“侯畿”。“畿”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。孔融认为，按照这个制度，以许县为中心，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划入天子直接管辖区里。 这样一来王畿就包括了豫州、兖州和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，也包括冀州、并州、荆州的一部分地区。孔融端出王畿制来，显然是跟九州制对着干，诚心让你弄不成。 孔融最近以来一反初到许县时的良好合作态度，在很多事情上都喜欢跟曹操唱反调。就孔融的这番谈论而言，曹操完全可以不理，也可以追究他的责任，问问他的动机是什么。但现在的问题比较覆杂，中间还夹着荀。荀的表态让曹操不能不认真对待，荀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功臣，而且在士人中很有号召力，自己手下相当一批官员都来自于荀的推荐。 或许荀没有看出来自己的真实动机，因为仅就行政区划调整本身而言，费那么大的劲确实有点不值当，荀及时提出建议是他一贯责任心强的表现。 但是，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心思而执意反对，如果是那样就麻烦了。这表明，荀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自己想法出现了分歧，这种分歧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。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恢覆九州制的提议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，曹操下令终止关于恢覆九州制的讨论（遂寝九州议），他写信给荀说：“不是先生及时提出反对意见，我要失去的可能更多了（微足下之相难，所失多矣）！” 【六、还是当了丞相】 荀、孔融等人的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一直到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即赤壁之战的前夕，帝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，曹操仍然担任司空，恢覆九州制的建议也没人再提起。 这段时间，除了在外面征战以外，曹操都住在邺县，以避免回到许县跟天子碰面。但是，这种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。据司马彪《续汉书百官志》介绍，东汉司空府的编制原本只有七十多人，这显然满足不了现实需要，但要大规模地增加内设机构和编制，必须得有个说法。 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六月，曹操下令改革朝廷政治体制，废除三公，恢覆丞相。 汉代的中央政体是三公九卿制，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，在西汉和东汉并不一样。西汉因袭秦制，三公分别指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相互不统属，但有制约，都直接向皇帝负责；九卿分别指奉常（掌管宗庙礼仪）、卫尉（掌管皇宫保卫）、郎中令（掌管宫廷警卫）、太仆（掌管宫廷车马）、典客（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）、廷尉（掌管司法）、治粟内史（掌财政税收）、宗正（掌管皇室事务）、少府（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）。东汉的三公指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九卿指太常（掌管典礼）、光禄勋、卫尉（掌管宫省禁卫）、太仆（掌管皇室车马）、廷尉（掌管司法）、大鸿胪（掌管接待诸侯与少数民族）、宗正（掌管皇族事务）、大司农（掌管国家财政收支）、少府（掌管皇帝器用服饰）。 西汉三公虽然互不隶属，但丞相的地位显然高于御史大夫以及太尉。与东汉三公相比，丞相的权力更大，这从它的内设机构及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，西汉丞相下设十三曹，相当于十三个处，标准的编制为三百八十二人。 这些主要的部门分别是：西曹，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；东曹，负责政府二千石官员的升降，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，二千石相当于部长级，在地方上就是太守一级，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，这个部门的权力极大；户曹，负责祭祀、农桑；奏曹，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，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，明代的通政司；词曹，负责民事法律诉讼；法曹，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；尉曹，负责运输，类似清代的漕运总督；贼曹，负责侦办盗贼；决曹，负责刑事审判；兵曹，负责兵役；金曹，负责管理货币、盐铁；仓曹，负责管理国家粮库；黄曹，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。 从这些内设部门的职能可以看出，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，人事、行政、经济、交通、司法、外交、军事无所不管。正因为它的权力太大，所以汉武帝重视尚书臺，把权力从丞相手中逐步收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秘书们手里，削弱丞相的权力。到了东汉，干脆设新的三公，把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，互相制衡。 从西汉到东汉，一直存在围绕着皇权与相权展开的斗争，天子是否强势，成为决定斗争胜负的焦点。而到了东汉中后期，政治斗争中又夹进来外戚、宦官，形势更加覆杂。三公在现实政治格局中已经完全被边缘化，直到曹操担任司空以后。 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倒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，对于曹操成为丞相，大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叫什么只是个名分而已，实质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。 这场政治改革有一个小小的由头。这一年年初，司徒赵温突然征辟曹丕，也就是征调曹丕到司徒府来工作。因为曹丕的特殊地位，赵温的这项提议在外人和曹操自己看来并不是有意讨好，反而有点恶搞的意思，因而触怒了曹操，赵温因此被免官。 作为名义上唯一与曹操地位相当的在职官员，赵温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时刻担心会做错什么事，或者犯了曹操什么忌，从而惹来杀身之祸。这种树大招风的心理一直左右着士大夫出身的赵温。此时，因为一件不大不小、也算不上丢人的事被免官，对于赵温来说与其是不幸，不如说是幸运。 所以，有人认为这说不定就是赵温有意而为之，目的是全身而退。赵温被免官之后，三公只剩下曹操一人，此时恢覆丞相，曹操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候选人。 六月，献帝命太常卿徐拿着天子的符节前往邺县，拜曹操为丞相。徐就是那个从袁术手下逃脱，并将传国玉玺归还汉室的功臣。根据《后汉书徐传》的记载，曹操对这项任命也作了礼节性的推辞，甚至要把丞相让给徐当。徐再弱智或者再官迷心窍也断然不敢应承这种事，坚决予以拒绝（操以相让，不敢当）。 于是，曹操正式就任丞相，同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。 ', '')(' 西汉的三公除丞相外，还有御史大夫和太尉三职。曹操此次恢覆丞相制的同时，又恢覆了御史大夫，但没有恢覆太尉。有人认为御史大夫很重要，相当于“副丞相”，曹操把如此令人瞩目的职务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郗虑，确实让人大出意外。 郗虑字鸿豫，兖州刺史部山阳国高平县人，跟刘表一个县。他进入曹操阵营比较晚，但他有一人特殊身份：郑玄的学生，这让他沾了不少光。以郑玄在当时文化界无人匹敌的地位，他的学生崔琰、国渊、王基等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，加入曹操阵营后都很受重用。 郗虑从小就受教于郑玄，建安初年来到许县，在曹操的推荐下做了侍中，并以侍中的身份兼任九卿之一光禄勋卿。对于这项任命献帝显然有些不以为然，他曾当着郗虑的面问少府卿孔融：“郗先生有什么特点和长处（鸿豫何所优长）？” 孔融看着郗虑平步轻云早就有些不爽，他一点不考虑当事人就在旁边站着，回答献帝说：“可以打发他到路边站岗，不能让他掌权（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）。” 打人不打脸，伤人不揭短，当面受到如此侮辱，郗虑十分恼怒，他反驳道：“孔融当年主政北海国，政治疏失，人民流散，他的能力在哪里？”从此之后，郗虑认准孔融是自己的仇人，非要找机会整他一下不可。 赵温的免职通知就是郗虑奉命传达的（虑持节奉策免温官），郗虑资历浅，与孔融等老牌士大夫们关系恶劣，加上他为人尖刻，报覆心强，这些正是曹操所需要的，把郗虑提拔为高于九卿的御史大夫，虽然在外人眼里很意外，但却十分符合曹操的想法。 曹操担任丞相后，立即着手推动丞相府的各项建设，选调各类人员。原司空府的人员基本上全部转到丞相府来，同时还根据丞相府内设机构增加的需要，选调了一些新人。 对于从司空府转入丞相府工作的所有人来说，工作性质可能变化不太大，但收入却可以增加不少。举例子来说，司空府里的处长（掾）一级官吏，品秩是三百石到四百石，月俸是三十斛到四十斛，副处长（掾属）的品秩是二百石，月俸大约二十多斛，而转到丞相府后，处长（掾）的品秩升为四百石到六百石，月俸提高到四十五斛到七十斛，副处长（掾属）的品秩虽然仍为二百石，但月俸可以提高到三十斛以上。 那段日子，大家都沈浸在加薪的喜悦中。 丞相府各个处（曹）中，西曹、东曹两个部门管人事，负责典选从地方到军队的高级官员，地位最为重要。曹操把冀州别驾崔琰调过来，任西曹的处长（西曹掾），把毛调来任东曹的处长（东曹掾），这是他们二人长期负责人事工作的开始。 早在两年前，曹操西征并州时，留下曹丕守邺县，崔琰就以冀州别驾的身份辅佐曹丕。在此期间，曹丕迷上了游猎活动，不太专心工作。崔琰没有因为他世子的身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给曹丕写了封措辞很尖锐的信，让曹丕认真思考一下袁绍父子是如何失败的，规劝他遵循正道，端正行为，把心思用到正事上来。 面对敢于直言的崔琰，曹丕也只得服服帖帖，他对崔琰说：“昨天看到了先生写下的谆谆教诲，要我烧掉射猎的用具，扔掉打猎的服装，现在用具已烧毁，猎装也扔了。以后再有类似的错误，还请先生及时对我教诲（后有此比，蒙覆诲诸）。”态度相当的诚恳。曹操知道此事后，对崔琰也十分讚赏。 曹操任命崔琰为东曹掾时专门对他说：“先生你有伯夷一样的风范，史鱼一样的正直，贪婪之人听到你的名字就会变得清廉，壮士听到你的名字就会更加英勇（贪夫慕名而清，壮士尚称而厉），先生可以称为时代的表率，所以任命你为东曹掾。” 毛在司空府就从事人事工作，他以清廉公正着称，没有私欲，不贪心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不拉帮结派，没有小圈子，敢于得罪人，这些正是做人事工作所必备的条件，曹操把典选官吏的大权交给了他。 西曹与东曹都管人事，但分工有所不同，打个比方，一个好比是组织部，一个好比是人事部，崔琰和毛两个人干得都很出色。 在丞相府其它十一个处（曹）先后担任过处长（掾）和副处长（掾属）的还有司马懿、高柔、刘晔、裴潜、傅干、杨修、王观、杨俊、徐邈、辛毗、温恢、薛夏、王凌等人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之前都已作过介绍。 丞相府里还有两个职务，地位和作用高于一般的处长，一个是主簿，类似于办公室主任，一个是长史，职责与主簿差不多，地位比主簿还要高些，类似于丞相府里的秘书长。曹操当丞相后，首任主簿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，司马懿后来也担任过这个职务。担任过丞相府长史的有杜袭、徐奕、辛毗、王必、杨修等人。 除此之外，“挂靠”在丞相府内的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，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部门，包括曹操的各类军事参谋人员。说他们是“挂靠”，是因为传统的丞相府里也没有他们的编制。 在曹操的丞相府里，他们人数众多，称呼也有好几种： 军师：荀攸、钟繇、华歆、凉茂、毛、成公英等人先后担任过；军师祭酒：郭嘉、董昭、王朗、王粲、杜袭、刘放、孙资等人先后担任过； 军谋掾：徐邈、田豫、牵招、高堂隆、贾洪、薛夏、隗禧、韩宣、令狐劭等人先后担任过； 丞相军事：何夔、贾诩、华歆、王朗、裴潜、刘放、孙资、邢、陈群、张范、张承、仲长统、陈群、卫臻等人先后担任过。 上面这些人，组成了曹操的总参谋部，他们的职务分别类似于总参谋长、副总参谋长、高级参谋、参谋处长、参谋等，组成了强大的参谋班子，服务于曹操的军事行动。 可以说，丞相府吸纳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才，他们在曹操身边工作，实际上承担着管理整个“曹统区”的任务。曹操喜欢把一些优秀人才先放到自己身边锻炼，之后下派到地方上任刺史、郡太守、县令或屯田官等，丞相府于是成为一个高级人才的培训基地，一时间，天下俊才们都以能到丞相府工作为荣。 【七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】 建安十一年（206年）壶关之战后，河北地区暂时没有大的战事了。这一年的三月曹操率军回师邺县，在此休整了好几个月。对于习惯于戎马倥偬生活的曹操来说，没有大仗可打，反倒有些不适应。 这段时间，他在邺县主要做的事是命人开始整修漳河。如前所述，漳河紧贴邺县而过，方便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，但也带来了水患，同时一旦邺县被围攻，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，在军事上十分不利。 曹操看中了邺县这个地方，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安顿在这里，因此开始思考漳河的治理问题。另外，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后，恢覆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。 另一方面，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，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，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，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，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，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，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。 基于这些考虑，曹操的办公室主任（主簿）司马朗建议：“现在是大战之后，民众失散，土地无主，都成了公田，现在恢覆生产正是时候。”郭嘉、荀攸、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，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，既发展生产，又安置了流民，一举两得。 自古以来，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，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着名的引漳十二渠，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和水患治理发挥了显着的作用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，加之漳河频繁改道，这些工程毁坏殆尽。于是曹操下令组织流民，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修缮。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，前后持续了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动用的军民人数也不下数十万，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，我们只能从《水经註》、《邺中记》等零星史料中一窥这项工程的全貌。 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，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，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，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。 先进的水利工程，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广大地区的农业都得到极大发展。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着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《魏都赋》，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，其中提到，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“芒种”的作物。唐代李善对此进行了考证，认为芒种指的是水稻和麦子，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', '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