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 〔假如没有黄巾起义，刘备、孙坚、刘表、陶谦等这些名字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；假如没有黄巾起义，曹操顶多成为一名“治世能臣”。黄巾起义的怒火照亮了一个时代，也给曹操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选项。〕 【一、太平道要造反】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让不懂事的皇帝、穷凶极恶的宦官以及好斗的朝臣们折腾成了这样，国败民穷、社会雕零、政治黑暗，老百姓愿意吗？ 答案是：老百姓不愿意，他们正准备造反！ 其实早在安帝时，在现如今的四川一带，当时的益州、永昌、越等郡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和农民起义，被称为“西南夷骚乱”，持续了50余年。帝国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，到灵帝时情况似乎更严重，天子跟前的部分家伙甚至提出一个馊主意：把益州从帝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。 此议虽然没被通过，但对此起彼伏的民变，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。 安帝统治十九年，爆发农民起义四次；顺帝统治十九年，爆发农民起义十三次；冲帝、质帝两位皇帝虽然还是小朋友，但农民起义丝毫没有忽视他们，也爆发了四次；桓帝在位二十一年，爆发农民起义十四次。 从安帝到桓帝，不过六十来年光景，记载在册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三十五次。 这些农民起义来势都很猛，开始时都轰轰烈烈，一旦遭到镇压，就很快沈寂。其原因很多，有两条至关重要：缺少明确的思想纲领，没有特别牛的领导。 这种情况到灵帝时终于发生了变化。起义等来了一位猛人，他成了东汉帝国的掘墓人。这人是一个流民，纯粹的无产者，名字叫张角。他之所以能成为猛人，没有像其他数十个农民起义领袖那样，被杀后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，是因为他有文化。 有文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少数，张角有文化，所以可怕。张角喜欢看书，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叫《太平清领书》的书。 传说《太平清领书》的作者是着名方士于吉（也叫干吉、干室）。所谓方士，就是有方术的道士。所谓方术，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、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、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、遁甲、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。东汉以后，“方士”这个词不太常用了，代替它的是“道士”。 于道士写的这本《太平清领书》，据说篇幅很浩大，分为十部，每部十七卷，共一百七十卷。里面内容庞杂，以老庄之道、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、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，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覆杂的神学体系。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，《周易》的元气论，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思想。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，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政治。在本书中，于吉陈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设想，即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。他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，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，必须做到君明、臣良、民顺。 所以，这部书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，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。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部书直接献给了顺帝刘保，刘保让大臣们讨论了一下，大家认为这是“妖妄之经”，于是把它封存在国家图书馆（东观）里。 桓帝刘志一直没有儿子，听人说有个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术，就下旨召他进宫，帮助他生个儿子。襄楷不是专科大夫，治疗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长项，他能做的就是给皇帝弄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，这是他的特长。 桓帝吃了襄楷献上的药，可能有一定的效果，他甚为欢喜，给襄楷安排了工作。桓帝对他很是信任，处理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也经常向他请教。这个襄楷，是于吉的另一个学生，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，他旧事重提，再次将《太平清领书》呈报给桓帝。 可是，桓帝的兴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儿子，以及那些灵异事件如何解释，对于襄楷的治国理念没有太大兴趣。 后来襄楷与党人搅到了一块，在党锢事件中因为替党人求情而被治罪。襄楷出狱后，依然痴心不改，但这次他对皇帝失去了信心，开始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民间，最后成为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、颠覆活动的专家，后面还会再讲到他。 张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部书，也有说法称他是襄楷的朋友，二人志同道合，一个是理论家，一个是实践者，立即联起手来。张角对《太平清领书》佩服得要命，那些皇帝没有实施的政治纲领，他决心试试。 张角是冀州刺史部鉅鹿郡（今河北宁晋）人，出身于社会下层。他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叫张梁，一个叫张宝。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，对神秘预言学之一的谶纬学也深有研究，懂民间医术和巫术。他领着两个弟弟，手持一根九节杖，经常活动在冀州一带，用符水、咒语等为人治病，深得穷人的拥戴。名气一大，就有人跑来表示愿意给他当学生，张角开始吸收徒众。 没有想到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多到让张角感到吃惊。不过，他没有害怕，因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，想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于是琢磨如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。 张角深受《太平清领书》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，创建了一个民间宗教团体：太平道。其纲领、目标、教义、称号、教区组织、口号、宗教仪式、活动内容、传教方式等都依据《太平清领书》来设计。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流民，这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，没有人关心，也没有前途。太平道的出现，至少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，所以不用动员，这些人都撵着跑着来入道。 还有一些人，虽不属于流民范围，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，于是也加入进来，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，遇到事好有人罩着。这些人里，有基层官吏，也有宫里的宦官。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，是太平道的总首领。他两个弟弟张梁、张宝自称大医，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。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、发展徒众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，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，徒众达数十万人。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（方），大的万余人，小的六七千人，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。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？其实朝廷是知道的，而且很早就知道了。熹平六年（177年），灵帝的老师、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着名党人刘陶，分别上书灵帝，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，请求给予关註。刘陶更是指出，据他得到的情报，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，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，大有觊觎朝廷之意，应速加侦缉，并诏令天下，重赏捉拿张角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。后来杨赐因故离职，刘陶找个机会向灵帝寻问此事，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，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《春秋》。刘陶没有办法，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。 从各种迹象看，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，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，教人向善做好事，还挺好。这种心理可以从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。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，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，他可能认为，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，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。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，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。张角想，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，想收手是不可能的，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：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，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。 太平道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出色，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谓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，这样，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。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，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，他看出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。 谁先动手谁主动。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、张梁商议，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，目标是推翻现政权，建立太平盛世。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，由张角全面负责，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。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（184年）三月五日。 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，它葬送了这次起义。 【二、精挑细选好日子】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，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，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，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。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，也就是说，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，是更为难得一遇的“双甲子”。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。但问题是，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，离“双甲子”还有三四个月，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，时间充裕一点，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。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，这又是致命的，那就是夜长梦多。 ', '')('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，参与的人数众多，涉及的区域广泛，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，沟通信息、协调各部行动、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，更困难的是，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。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，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，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，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。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，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“甲子”二字。 事后来看，这可是一大败笔。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，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，他叫唐周，济南国人，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，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。光和七年（184年）刚过了年，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，整个起义计划暴露。 有人遗憾地说，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，如果不出这个叛徒，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。问题是，如果没有唐周，张角、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？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。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，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，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，只要组织得当，推翻起来应该不难。问题在于，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，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、第三个唐周。 由于唐周的告密，刘宏不敢再大意，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。马元义被抓，处以车裂之刑。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，他以通令（周章）的形式下达三公府、司隶校尉，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，清查在宫省直卫、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，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，全部予以诛杀。根据侦察到的线索，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。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，正史记载他们“杀人以祠天”。之后，张角称“天公将军”、张宝称“地公将军”、张梁称“人公将军”、在冀州正式起义。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，因此被称为“黄巾军”，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，一律称他们为“蛾贼”。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，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。黄巾军所过郡县，“长吏多逃亡，旬日之间，天下响应”。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，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，有长期准备，来势很猛，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。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，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、北军两大块。南军负责御宅屋征战，是野战部队，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，驻扎在洛阳附近，负责京师的防卫。北军之外，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，如卫尉、虎贲、羽林等，性质与北军差不多。 这些都是中央军。除此之外，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，即州郡不能典兵。郡、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，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，属于警察部队，而非正规军。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？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。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，也是精锐之师，但不幸的事，此时此刻，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。 数十年来，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。在西部，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，进不可全胜，退不得脱身。在北部，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，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，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，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。 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，设立护羌校尉、护匈奴校尉、护乌桓校尉等职，负责边境作战，所使用的主力，正是南军。也就是说，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，轻易调离不得。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，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、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，州、郡、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。黄巾军节节胜利，京师洛阳震动。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。宦官平时权大势大，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，朝官士人文的在行，与宦官斗、跟皇帝吵都不怕，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，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，一下子也傻了眼。看来看去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，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于将颓。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，也是议郎，名叫皇甫嵩，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。皇甫嵩字义真，安定郡朝那人，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，曾担任过雁门太守。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，也好弓马，是一个文武全才，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，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，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。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，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。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，又身为名将之后，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。在灵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上，皇甫嵩列席会议，他不负重望，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。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： 下诏各州郡“修理攻守，简练器械”，组织地方武装，修筑防御工事，制造军器。其中，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，即洛阳八关，分别是函谷关、大谷关、广城关、伊阙关、辕关、旋门关、孟津关、小平津关，每关设一个都尉，负责军事。 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，主要是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，分路讨击冀州刺史部（中心是邺县一带）和颖川郡的黄巾主力。同时他建议将天子西园小金库里的钱和西园的厩马拿出来，以充实军力。 还有，就是推行政治改革，解除党禁，重新任用党人。 对于前两项，灵帝都认可，目前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。灵帝是少有的比较贪财的皇帝，自己建有小金库，属于个人财产，积累了大量钱财，现在国库空虚，筹备常规军费已经很吃力，根本拿不出来钱，只得由皇帝出血了。 但对于最后一条，即解除党禁一事，灵帝仍然犹豫。实行党禁是他做出的政治决定，解除党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张，面子上下不来，而且会不会因此造成混乱？ 从内心来说，灵帝比较讨厌党人，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，不是对他进行批评，就是跟宦官找茬。与宦官比起来，灵帝更喜欢宦官。 而且，让灵帝感到困惑的是，当前要解决的是黄巾军，与解除党禁有多大关系呢？但是很快灵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，一个叫吕强的宦官，只用一句话就让灵帝坚定了决心。他说：“听说黄巾军也在大量招募人才，如果我们不赦免党人，这些家伙难免会跑到黄巾军那里去。” 这一下灵帝总算是听明白了，立即下诏赦免党人。 吕强字汉盛，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成县人。从小即为宦官，担任过小黄门、中常侍，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，《后汉书》里有他的传，称他“清忠奉公”。 于是灵帝下令组建讨伐部队。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，曹操的命运也将发生又一次改变。 【三、灵帝的讨伐兵团】 光和七年（184年）三月，灵帝下令调整帝国的军事领导机构，升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坐镇洛阳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，总司令部设在洛阳城内的都亭。这是继梁冀、窦武之后，再次设立大将军，并且继续由外戚担任。 同时组建讨伐兵团，由何进兼任总司令。该兵团包括三支人马，约五万人左右。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卢植统帅，讨伐冀州的张角，另外两支分别由刚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俊统帅，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黄巾军。 东汉将军的名号比较多，也比较乱，不弄清这些就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。有一个笨办法不一定准确，但却比较简单省事。 最高一级的是大将军，可以理解为上将；其次是车骑将军、骠骑将军、卫将军以及所谓的御宅屋、四征、四镇将军，御宅屋是前将军、后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，四征是征西将军、征东将军、征南将军、征北将军，四镇是镇西将军、镇东将军、镇南将军、镇北将军，这些都是沿袭前代的固定称号，可以理解为中将；再下来，就是偏将军、裨将军以及杂号将军，杂号将军即临时起个名号，也称将军，如奋武将军、讨虏将军、扬威将军等，名目很多，均因事而设，事罢就撤，这些都姑且理解为少将。 这样理解未必准确。大将军的地位高于三公，车骑将军、骠骑将军等与三公同列，似乎把他们理解为元帅更妥当。但是，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，上面的理解大体上还是可以的。中郎将就容易理解了，可以看做是准将，介于将军和校、尉之间。以后大家再遇到的时候可以先这么理解，至于东汉军队的编制，后面再作介绍。 在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前，帝国军队拥有高级军衔的将军还比较少，地位最高的名将“凉州三明”（即段、张奂、皇甫规）除投靠了宦官、又在宦官内斗中被杀的段外，张奂、皇甫规此时分别承担着西线和北线的防卫作战任务，他们的职务是护匈奴中郎将、护羌校尉，大体上是个准将或大校。再往上的军衔，这时候基本上都空缺。 ', '')(' 所以，灵帝一口气任命了一个上将、三个准将，已经是很破例了。 何进、皇甫嵩的情况前面已有提及，现在看看另外两个人的情况。 卢植字子干，幽州刺史部涿郡涿县人。他有几个明显特征，身长“八尺二寸，音声如钟”，八尺二寸约合现在一米九三。有资料显示，当时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，所以卢植往人堆里一扎，绝对是大高个，东汉要是组建cba联赛，卢植即使打不了中锋至少也能打个后卫什么的。他声音洪亮，适合做配音演员或者演舞臺剧。《后汉书》还说他酒量特别好，一次能喝一石酒（约合一斤装的二锅头六十多瓶，这种酒量实在不好理解）。 但卢植没有向体育界、娱乐界发展的打算，他的志向是做学问。他和日后的学术泰斗郑玄一道拜大名士马融为师。这个马融，除了是个大学士，还是外戚，他的一个表姨当过皇后，所以被称为“外戚豪家”。马大师有一个爱好，喜欢一边研修学问一边请些女演员表演歌舞（列女倡歌舞于前）。马大师性情超脱，他做这些事从来不避学生，讲课讲累了就把私人歌舞乐队叫到讲室里来消遣，别的学生都争着看，可卢植“侍讲积年，未尝转眄”，眼珠都不带转的。卢植谢绝了马老师的挽留，从马氏民办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涿县当起了教书先生。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，学生里一口气出了两个名人：一个叫公孙瓒，一个叫刘备。 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师了，但卢植心里很不满足，因为他“刚毅有大节，常怀济世志”。灵帝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蛮人造反，卢植因为“才兼文武”而被公府选中，由布衣直接拜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。卢植还真有两下子，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蛮人制服了，名声大震。 但在此时，他却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官。后来，朝廷多次征召，卢植实在没有办法，才来到洛阳，不过提出请求说只想担任轻闲自在一点的官职，于是被任命为议郎，与谏议大夫马日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韩说等人志趣相投，整天待在国家图书馆（东观）里校书，补撰《续汉记》。在灵帝眼里，卢植是难得的军事人才，从事文化工作是极大的浪费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便拜他为北中郎将，任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他的副手，带领一部分由北军五营中抽调的兵士和临时征募的人马，讨伐冀州的张角。为了便于指挥，灵帝下诏卢植“持节”，即带着天子特颁的信物，形同天子亲自出征。 再说说朱俊。 在《后汉书》里与皇甫嵩合为一传的人就是朱俊，说明了他的名气和历史地位。 朱俊字公伟，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上虞县人，家境较苦，小的时候父亲死了，母亲以贩卖一种叫缯的纺织品为业。朱俊年轻时担任过县政府的文书管理员（书佐），“好义轻财，乡闾敬之”。后来发生过一件事，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。 朱俊有个朋友叫周规，“为公府所辟”，也就是在中央机关找到一份固定工作，这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。但是，他却干了件蠢事，差点去不成。 周规想现在要到京师任职了，得弄点路费、置装费，不能太寒酸，于是偷偷挪用了“库钱百万”。这当然是一笔大数目，部长级官员月薪不过一到两万钱，百万钱亏得周规也敢挪用。周规原来的想法是，反正这一去未必再回来了，就是以后被发现也奈何不了自己。但是，管后仓的人偏巧发现了，要周规归还挪用的钱，可这笔巨款已经让周规花掉了。 这个时候，朱俊帮了他。朱俊干了回小偷的勾当，偷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。他们家虽然也不富，但朱俊母亲搞的是缯帛贸易，他把母亲的货物偷偷卖了，拿钱为周规解困。而朱俊的母亲，无奈失业了。 母亲恚责朱俊，朱俊说：“小损当大益，初贫后富，必然理也。” 朱俊的回答耐人寻味，他没有说为朋友两肋插刀、人要讲义气、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这些空话，而是说现在看是受到小损失，将来没准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回报。说明朱俊对未来有远大的规划，也有深谋远虑。 他很快得到了回报。这时候上虞县县长叫度尚，这是一个老党人，以后群雄混战的时候他还会出现。度尚听说朱俊的事迹后连连称奇，把他推荐给会稽郡太守韦毅，再后来尹端接任韦毅，任命朱俊为郡政府办公室主任（主簿）。 熹平二年（173年），会稽郡许昭起义，尹端讨伐不利，被州刺史纠举，经过有关部门审理，处以弃市的刑罚。作为尹端的办公室主任，朱俊又干了件让人称奇的事，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洛阳，拉关系、走后门，上下打点，费尽周折，把老领导的死罪改判为劳动改造（输作左校）。尹端保住一条命，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朱俊也从不向别人提起。 后来交州刺史部梁龙造反，没有人能平息，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派朱俊为交州刺史参与平乱。朱俊到任后，“斩梁龙，降者数万人，旬月尽定”。朱俊被封为都亭侯，食邑一千五百户，官拜谏议大夫。皇甫嵩是名将之后，有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作战经验，卢植、朱俊分别在地方上平定过农民起义。从这三个人选的确定上，可以看出灵帝这回是真急了。以往出风头的事都被宦官垄断，就在数年前，宦官们还谋划过征鲜卑的军事行动。但那是形象工程，要玩真的，不能指望宦官，还要靠人才。 三路大军出发后，坐镇京师的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何进也没有闲着，他开始组织招募战略预备队，并很快编成了一支骑兵部队。 而何进对这支骑兵部队指挥官的任命，让很多人大吃一惊。 【四、也是一个兵】 这支被赋予厚望的战略预备队共有五千人，其指挥官是骑都尉，任命公布后，虽然名字大家都知道，但很出乎意料。 新的骑都尉是议郎曹操。这一年他虚岁整三十岁。 都尉次于中郎将，中郎将次于各种名号的将军。如果把中郎将理解为准将，都尉就是校级军官。 东汉叫都尉、校尉的实在很多，前面已经出现过的有北军五营的校尉，还有司隶校尉、城门校尉、洛阳北部尉等。这些职务，除了司隶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职务外，其它的都可以视为军队或警察部队里的校官或尉官。 具体说来还有些不同，县下面的都尉，如曹操曾经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，估计应该是个上尉；而北军五营的校尉，则相当于上校。现在曹操将要履职的骑都尉，不是常规编制序列，下面有大约五千人，可以理解为大校。这个职务如果再上一级，就该是中郎将或杂号将军了。所以，曹操担任的这个新职务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中央直属骑兵独立师大校师长。 说到这里，必须谈谈东汉的军制问题了。 读汉魏历史，无论正史还是演义，往往感到其长于叙事或议论，而短于对历史细节的关照。比如，历史人物的出生时间，除了零星地夹杂在叙事之中外，大部分只能靠前后推理，实在推不出来的，后面写史的人只好用“？”来代替。所以，翻开历史人物传记，到处是这个符号。 历史细节的不足也表现在军队编制问题上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，要么简单化，要么模糊化，一般只说某某人带着几百、几千或几万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，而那个某某又是带着多少多少人，很少谈及双方部队的内部组织结构。军职里除了上面讲过的各类名号繁多的将军外，其下的各级建制要么不详细，要么很混乱，让人读得一头雾水。 其实，东汉的军队编制是很系统化、规范化的。其基本单位是军、营、部、曲、屯、队、什、伍，类似于现代军队的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，但编伍方法和人数略有不同。 从下往上说：伍即五个人的战斗小组，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，主官为伍长；二五为一什，主官为什长；二什为一队，主官为队率；二队为一屯，主官为屯长；五屯为一曲，主官为军侯。这样算下来，每曲的人数是五百人。 再往上，二曲编为一部，主官为军司马或别部司马（假司马、军假司马为其副职），是一千人；五队编为一营，是五千人，主官为都尉或校尉；二营为一军，人数为一万人，主官一般为校尉或各类将军。 这种编制方法，从秦到魏大体上没有变化，不过写史的往往是文人，对军事要么不重视要么不在行，于是留下来的史料中，一涉及这些方面读起来就比较费劲。 比如，曹操的这个新职务骑都尉，手下是五千人，如果按照正规的编制，应该是一营（不是现在的营），营是军以下、部以上的编制，这个营下面应该有五个部，约相当于五个团。 曹操自光和二年（179年）担任议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。这段时间，除了偶尔上书之外，曹操没有更多的活动。后来，曹操连上书的事也很少做了，从来没有涉足军事的曹操，怎以会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？ 对曹操而言，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。但是，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探究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只好猜测。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欢军事，并且有了点名声。曹操不好读死书，好读杂书，尤其是法家、兵家的着作。近几年，他酷爱一本叫《孙子兵法》的书，而且学有所得', '')